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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28     00:00
 

地主之殇(2)   -[瞎读 ]

好贴应该博客上一个、硬盘上一个、邮箱(雅虎的除外)里一个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justfool  发表于  00:00 | 阅读全文 | 评论(1)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2006-02-23     00:00
 

所谓安全套(转)   -[瞎读 ]

作者:三九感冒不灵
猫眼看人

偶们来玩字谜游戏

第一个字


这是未用�^滴套套

�P
使用中的套套

�L
这是用完后的套套


型号不对,太大的套套


型号也不对,太小的套套


伪劣的 质量太差的套套


有爽爽纹的套套


这个叫子宫环环对上安全套套



justfool  发表于  00:00 | 阅读全文 | 评论(1)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2006-01-18     00:00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送某人   -[瞎读 ]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


justfool  发表于  00:00 | 阅读全文 | 评论(0)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2006-01-18     00:00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   -[瞎读 ]

你公司送审的合拍片《鬼子来了》已经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
  
  审委会认为: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影片片名须按电影局多次要求重新选择。
  
  影片须在参照附件认真修改后,重新报请审查。
  
  附:《影片<鬼子来了>与批准立项剧本主要不同之外》
  
  《影片<鬼子来了>与批准立项剧本主要不同之外》
  
  一, 擅自修改、增加情节导致影片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
  
  1,剧本第7至8页,原文学剧本中众村民审日本兵花屋及汉奸
  董汉臣时,并未表现出恐惧,喝斥他们:“要闹歪,没你
  香饽饽吃,”,“掺假可整出你的黄来”等。而影片却表
  现村民一开始就惧怕他们。并增加第240镜五舅老爷台词:
  “我看你们也都是孩子”,将中国百姓表现得愚昧无知、
  敌我不分。
  
  2,对给鬼子吃细粮的情节,在文学剧本阶段,电影局始终坚持
  删掉,但影片不仅未删,却反复渲染马大三向二拨子娘借米
  那,约定借一还八,从村民还热热闹闹给日本兵和汉奸包饺
  子。客观上表现了战争时期的中国百姓在生活极度困难之
  时,并主动关心日兵和汉奸,严重违背了历史。
  
  3,第1027镜;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二拨子娘台词:“日本
  子来咱们村都八年了,八年了咋的,他八年了他敢动我一根
  汗毛?我行的正,走的端,我走到哪他都得高看我一眼。”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八年,犯下滔天罪行,影片却借
  二拨子娘之口说日军对自己秋毫无犯,美化了日本侵略者。
  
  4,第472镜至496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日兵花屋想象马大
  三带乡亲们冲过来的一段,并将马大三和乡亲们设计成日本
  武士的样子。在抗战大背景下,日兵花屋最惧怕的应是抗日
  队伍,是八路军、游击队,马大三和乡亲被设计成日本武士
  的情节不仅虚假,也丑化了中国人。
  
  5,第877镜至893镜,第918镜至931镜,第941镜至947镜,
  第954镜至959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村民以为马大三杀
  了鬼子,都不理他,甚至鱼儿也躲着他,使马大三神经受刺
  激的情节。表现了中国众多百姓对日军没有应有的仇恨,以
  至敌我不分、愚昧麻木。
  
  6,1002镜至1069镜;影片较之原剧本增加了小孩学日本语造成
  危险之后,众村民向马大三发火,一个个争着让他杀了自
  己,并把头放到了桌子上的情节;鱼二跟村民说:“让他杀
  人,那不是让我怀鬼胎吗……看看这两天,你们谁搭理他
  了……不杀人,逼我们杀人,杀了人,又不搭理我们,见了
  马大三跟见了鬼似的,人没死,冲我们又弄这个……”表现
  了中国百姓不仅不敢抗敌,而且对侵略者充满奴性和恐惧,
  对自己人只会窝里斗,互相猜忌。
  
  7,剧本第34页:原剧本中一刀刘讲自己杀人技巧时,说的是
  杀偷情的太监,而影片第1177镜至1199镜,改成了一刀刘
  杀的是“慈禧身边的八大臣”,“百日维新之主谭嗣
  同”,不仅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并对砍头技巧加以自豪
  的渲染,结果杀日本兵时却遭失败,感叹“英名一世,毁
  于一旦”,最后狼狈逃走。给人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只会举
  起屠刀杀自己人,却不敢抵御外侮的隐喻。
  
  8,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
  日军到了村中,将大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
  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百姓们
  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
  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
  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主要
  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
  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
  
  10,剧本第47页至49页;屠杀村民场面,原文学剧本中有百姓
  终于醒悟,奋起反抗的描写,如二拨端起钢盔砸向日本
  兵,二拨子娘脱下鞋打鬼子,并喊道:“别傻了,抄家伙
  拼吧”。但影片第1872镜至2073镜,百姓们至死也未与鬼
  子拼斗,面对屠杀基本是束手待毙,任人宰割。
  
  11,影片中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人还是招村
  民讨嫌的疯子。
  
  12,影片较之文学剧本增加了国民党将领召集百姓聚会的场
  面,他公开处死汉奸,发表受降讲话,在讲话中说:
  “只有国军才是投降日军唯一合法的接收者。”并借日本
  人之手杀死马大三。而这一切颠倒事实的行为,却得到
  了围观百姓的呼应,严重歪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判和
  讽刺国民党的效果。
  
  13,影片中有两个唱小曲的人物,共出场三次,原文学剧本中
  无此描写。镜头第1099“皇军来到咱家乡,共建大东亚共
  荣圈,皇军来了救苦救难……”这样的台词也是增加
  的。这是典型的愚昧、麻木、亡国奴的形象。
  
  14,疯老七骂大三与鱼儿的话和骂日本鬼子的话内容相同,十
  分不妥。
  
  15,片中多处借日本人之口辱骂中国人为“支那猪”,严重损
  害中国的形象。
  
  二,剧本批复中曾提出修改意见,但影片未改之处:
  
  1,剧本第2页:野野村变完把戏之后将糖装回兜里,以表现
  日军在捉弄孩子。现影片第24镜头,不仅给了糖,而且还
  几次表现中国孩子追在日军后边要糖吃。
  
  2,剧本第2页:马大三与鱼儿在床上剧烈的喘息声、鱼儿裸
  体镜头原文学剧本已经将其删除。影片第28至41镜不仅未
  予删除,还增加了台词:“让我看看。”“看啥呀,快
  点的,别歇着。” 这段床上戏时间长,画面、声音效果
  强烈,给人造成强烈的不良的感官刺激。
  
  3,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
  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
  节格调低俗、无聊。
  
  4,原文学剧本中已将绝大多数脏话删改,但影片中比比皆
  是,每个人物都在骂脏话。
  
  5,影片中频繁吹奏日本军歌,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威造势,会
  严重刺伤中国人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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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8     00:00
 

20XX,美军进攻北京,惨败,为啥捏?   -[瞎读 ]

20XX年。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偷袭入侵中国,居然深入到了北京。伟大的中国人民奋起反击,将美军赶出了中国领土。

下面是美军参谋部分析失败的原因:

1。中国人民的勇敢还击(无疑最主要的)。

2。美侦察员大意地使用的房地产开发商广告上的地图。
如立水桥的空降兵落入中方在北苑桥的埋伏圈,全军覆没。
美将军误以为从回龙观20分钟可以杀入天-an-men,结果还没到达轻轨就被歼灭了。美军的重型轰炸机根本就未能到达五环。

3。打巷战时,使用的户型图严重失真。
所有户型类部尺寸偏小,重型大炮均无法装入将军选为要塞的房间。

4:花费大量飞机空间空运浮桥,下来一看,小区内湖的位置不对或太小用不着搭建浮桥,有的就根本没有湖

5:按房屋损坏情况99%算也够美军驻,就没带足够的帐篷,谁想面积总数严重不足只好露营造成战斗力下降

6、北京的立交桥的高度有N个标准,大量军车超高过不去,被四周埋伏的民兵全歼

7、美军总司令到最前线视察部队鼓舞士气,没曾想所乘车辆飞速前进时前轮掉进一个被偷了井盖的坑里导致严重车祸丧命

8、只有海军陆战队进入到了二环路,但很不幸,走到了西直门,再也没有转下来,被勇敢首都市民活抓。西直门桥的设计者成了卫国英雄

9、时间没选择对,星期五傍晚来攻击,结果军车根本走不动,按喇叭也不好使,谁听阿,还不时有夹塞的,所以根本没有前进速度,最后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车流将其全歼。 

10、而且赶上下小雨,美陆军骑一师司令万万没想到他突击到莲花桥下,被迅速高涨的雨水淹死,车队堵在西三环上,被我伏兵全歼……

事后,美将军感叹: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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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8     00:00
 

《东方早报》:构建视觉传播的“九宫连环”   -[瞎读 ]

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2004-07-08

 



 

新闻摄影“二次革命”系列报道之三《东方早报》:构建视觉传播的“九宫连环”

大 木

近来,创刊1周年的《东方早报》左右逢源:先是该报图片编辑部主任岳强在每年一度的华东地区新闻摄影理论研讨会上的经验介绍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又传出他在国内一新闻摄影评选中荣获含金量颇高的“杰出图片编辑”奖,再就是华东华南地区首次联合召开的总编辑新闻摄影理论研讨会上,该报副总编辑常河和图片采集部主任安光系再次向与会60余家媒体剖析了新闻视觉整合传播理念,当场就有人约他们给老总“上课”。

作为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的新兵,作为相对平静的上海报界的“新主流媒体”,一向低调的《东方早报》终于将其流传于传媒江湖多时的视觉传播模式公之于众。日前,记者专赴上海,亲身体验这个全新的高端媒体视觉中心运作的严谨与规范。

视觉改造:高标准,严要求

安光系当初决定从武汉“转战”上海,最大的原因就是尚未创刊的《东方早报》运作模式让他感到“很爽”。但真正到位并随着报纸出刊的周而复始进入角色后,他忽然发现,直觉上的“爽”很有限度,原来脑海中固有的照片评价标准和常规操作模式多少有些不灵,适应还得从每个人都必经的“视觉改造”开始。

对新闻照片的评价标准,常河认为,新闻照片首先要传播信息,能否成为摄影“作品”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岳强的观点更直截了当:报刊使用照片的理由就是为了使新闻视觉化。

《东方早报》接受《华盛顿邮报》把照片分作信息型、图解型、情绪型和亲近型四类的做法,见报照片偏重于后两类,对于图片的评价则从新闻价值、技术质量、视觉表达、要素核实、图片说明等5个方面来综合考虑,在每项指标下又分3档细化标准。

在照片使用的细节上,《东方早报》仍有严格的规矩:什么样的外电照片不能用,什么题材的照片必须用新华社通稿,都有相应条文。岳强进《东方早报》领到的第一份任务就是编写《东方早报图片采编手册》,从视觉理念到图片评价标准,从照片技术要求到图片说明写作规范,从日报图片编辑流程到图片使用原则,一一开列,加以规范。

这些标准早已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成为标杆,安光系随口就能历数多条照片技术要求:建筑物不能变型,不提倡用广角镜头,一般要求24-70mm镜头拍,不靠照片的夸张和变形而要靠记者独到的观察力吸引读者眼球,照片要简单、直接、讲究画面美、戏剧性和趣味性……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该报不少摄影记者是到岗之后才有了“色温”和“白平衡”等概念的。

将“工业化”理念引入媒体摄影运作流程,《东方早报》是开拓者之一,工业化的标准当然容不得半点马虎。该报视觉设计部主任黄荟说,《东方早报》倡导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日报版块一般按“一四一”的格局分栏,所有见报图片都不能跨半栏,单发的新闻图片必须加框……这些标准的执行者正是视觉设计人员。

视觉中心将其“自留地”《图片周刊》的内容和要求也划分很细:图片故事型、新闻专题型、深度报道型、调查评论型、人物传记型、资料文献型、主题集锦型、主观策划型、艺术展示型、时尚风物型、实用服务型……不一而足,从编辑形式分则有图片主导式、图文互补式、图文独立式、连续图片式、色彩主导式、形式组合式、图片索引式等。无论是拿出4个版专门约请摄影师拍专题,还是一个整版只用一张照片的气魄,大都脱离不了这些模式。

职业化:既是目标也是要求

岳强将自己参加那项新闻摄影评选的个人总结标题定为《走向职业化》,“走向职业化”也成为《东方早报》视觉中心从业人员的共同追求。

以图片编辑为例,该报不仅要求有广泛的知识基础,具备编辑的基本素质,另外还要有足够的照片阅读量。试想,要在几个小时内看遍各种来源的当日新闻照片2000余幅,并从中选出最适用的照片,没有敏锐的新闻判断力和影像判断力,当然难以胜任,难怪岳强以为,图片编辑在性格要素上需要将理性和激情高度协调统一起来。

《东方早报》虽然采取了与《南方都市报》截然不同的统一管理摄影记者的模式,但解决新闻线索的理念却如出一脉。除分工负责周刊、财经和文体新闻的摄影记者外,图片采集部15名记者中的一半在做本地新闻,能使照片让编辑有从容选择的余地,无疑得益于该报创刊伊始就推行的条线制度。

安光系说,摄影记者首先应该做好记者,发现线索的能力是必需的。成熟的摄影记者标准,一要成为行业专家,二要具备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能够说服人,第三才是摄影技巧和表达能力。如今,《东方早报》的摄影记者都有各行业的专家、学者朋友,一些重大的报道线索甚至由条线上的知情者直接报告摄影记者。在《东方早报》视觉中心,纯技术性的摄影人才没有市场。该报招聘摄影记者要求一要有基本的新闻素质,二要热爱摄影工作,三要有驾驭影像的能力,对其他并不过于看重。

因为职业化的要求,《东方早报》的摄影记者们拍每一幅照片时都不会轻易按下快门,至于在采访之余拍点儿自己喜欢的事物或美女之类,更是难得一见。说不定什么时候部门负责人就会要求某记者拿来存储卡,将其拍到的所有照片公开打幻灯播放让大家评判,任谁也不愿在此种情况下露怯。

有趣的是,安光系本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将“图片采集部”称为“摄影部”,但“图片采集”并非空穴来风———摄影记者们还承担着为报社积累资料的任务。比如香港富豪李嘉诚到沪,安光系便要求前去采访的记者不仅要拍当天适用的照片,还得抓拍其各种表情,以备将来在财经新闻版配发图片之用。同样,采访“两会”时,也要求记者拍摄国徽、国旗等,作为视觉设计部制图的素材。

即便如此,该报记者李江松数年积累的大批财经新闻照片基本上已被《东方早报》用尽,如此大的照片用量,如此快的节奏,没有一支职业化的图片采集队伍自然难以承受。

“雁过拔毛”:学习型团队的进步之阶

《东方早报》视觉中心是个年轻团队,也是学习型团队。自创刊以来,凡一脚踏到上海土地上的摄影家、传媒摄影工作者,大都会被请到《东方早报》视觉中心与大家交流。岳强将此做法直言不讳地称为“雁过拔毛”。

每周日下午是《东方早报》评报兼学习交流的固定时段,上海各媒体的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则是此时的座上常客。该报不仅请名家来讲课,而且欢迎其他媒体的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与他们一起交流提高。

作为有心人,常河、岳强等在从事图片编辑的数年时间里积累了大量国内外优秀摄影作品。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训练提高编辑记者基本素质的一个有形的图片教程库。在这个图片库内,各种表现方式、题材的照片都能找到。

为了得到更好的影像训练,《东方早报》不惜派记者给摄影家打下手。摄影家曾年在上海为“中法文化年”展览拍作家肖像时,该报就派记者给他布光跑腿,以趁机学习提高。近来热销的《美国新闻摄影教程》半年前《东方早报》就请人全文翻译并深入学习了,年初来华的第47届荷赛评委史蒂夫·柯瑞斯普跟该报的编辑记者一聊就是四个小时。

常河说,许多东西刚开始时他们也并不清晰,不少都凭感觉来做,在学习中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令人欣喜的是,《东方早报》所做的有益探索不仅符合国际媒体视觉传播的潮流,也给中国新闻摄影界带来了全新的范本。

运行机制:各司其职,环环相扣

《东方早报》视觉中心由图片采集部、图片编辑部、视觉设计部和后期制作部组成。这四个部门环环相扣,是一幅新闻照片从拍摄到见报必须走完的流程中的四个环节,同时又可相互牵制,互为制约,以保证报纸视觉要素的高质量。

“数码暗房”:后期制作部主任刘林学的是摄影专业,其旗下8名制作人员则是清一水的印刷学院毕业生。后期制作部把守着所有视觉元素见报前的最后一关,其责任也就更显重大。通常由印刷厂来解决的一些环节,由他们提前保质保量地解决了。

刘林把后期制作部称为“数码暗房”,传统暗房能达到的照片标准,他们全用数码文件做到。为了让所有经手照片都有统一的技术标准,视觉中心所有电脑都经由后期制作部统一调试,保证电脑上看到的效果能通过印刷厂体现出来。他们则进行调灰度、调反差、调层次的工作,以超乎报纸要求的标准来还原照片,保证质量。同样,后期制作部也在跟图片编辑和摄影记者沟通,告诉他们基本的图片处理方式,让报纸保持统一的风格;与印刷厂沟通,计算出双方都可接受的参数,使照片印刷质量得到保证。

“化妆师”:有人说,视觉元素决定一个报纸的风格。在《东方早报》,这个风格的操控者更多的是视觉设计人员。黄荟认为,视觉设计部像是报纸的“化妆师”,其工作内容包括版式、标题、制图、插图和照片在版面上的安排等。照片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图片编辑来说,视觉设计部提供的是后援服务。为了消除人们惯有的审美疲劳,他们还大胆剪裁,在版面上运用异形图片,收效颇好。

作为和照片同样重要的视觉传播元素,插图和制图在《东方早报》运用也颇多,尤其是在财经新闻等内容上,图表和插图经常会占据版面视觉中心。

“派出所”:《东方早报》的7位图片编辑只有开会时会聚在一起,平时则分散在各个部门办公,这样可随时与文字编辑沟通,更好地服务于版面。图片编辑刘丛匀形象地说,图片编辑像是“派出所”,被派到各个不同内容的版面去分管图片“治安”。他们的工作成果要通过设计部门和制作部门来体现,内容又是采集部门和其他渠道提供的,因而是交流最多的一个环节。在以编辑为中心的运作方式中,图片编辑不仅起到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作用,更是摄影记者工作的指导者,大型报道的策划者,报纸视觉产品的组织者。

黄荟曾正言相告安光系,希望摄影记者剪裁照片时手下留情,给设计部门留余地。在《东方早报》,照片的剪裁涉及摄影记者、图片编辑、视觉设计3个环节,一般每个环节都应该为下一道工序留余地,这样才能保证最后见报的照片既不丢失信息又适用于版式。

4月末,在北京的一次图片编辑研修班上,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看了《东方早报》后说,《纽约时报》走了百年的路,你们一年就完成了。而国内新老媒体对其评价也多是溢美之词,甚至上海的几家报纸受其影响而进行改版以加强竞争力。常河说,付出了120%努力的《东方早报》,只达到了其目标标准的80%,尚有员工职业素质、人力资源储备、图片资源储备等问题未能根本解决。

岳强在总结中写道:“《东方早报》是国内第一家建立报社视觉中心,以文本系统和视觉系统并行运作的新创媒体。作为先行者,《东方早报》为建立视觉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探索成本,但从中国新闻摄影史的角度来看是值得的,毕竟它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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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8     00:00
 

《商务周刊》主编高昱给下属的信   -[瞎读 ]

商务周刊》主编高昱给下属的信
  

诸位同仁:
度过了一个难得空闲的周末,这让我有点时间,可以于一个相对从容的距离,考虑一下我们的杂志和我们的编辑部,以及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我记得在给你们的第一封信中,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大家在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起过着劳累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转移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能否在这个杂志里,获得个人进步和发展,并进而获得尊严和幸福?


首先让我来说说我心目中这个杂志的未来。大家都知道,我是想把这本杂志做成一本大刊。我有一个想法,中国未来最好的杂志,不是时政类的新闻周刊,不是文化类的新闻周刊,也不是一本时髦的杂志,它会是一本经济类的新闻杂志,就像台湾最好的杂志是天下和商业周刊一样。时政类杂志的问题在于它缺乏回旋余地,而又不能真正地在时政的角度深耕;文化类杂志的问题是它的读者群狭窄,成功如三联生活周刊,它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徘徊在3万多到4万之间;时髦杂志,中国最好的要数新周刊,但大家都看到了,一本杂志,没有责任感,它就永远流于下乘。惟有经济类的新闻杂志,既有足够的读者基础,又有充分的可回旋余地,而只要它能够主流地关注这个商业时代进程中的社会变革,就有可能具备足够的生命力和话语影响力。


那么,一本好的经济类新闻杂志是什么样子,我不能说我知道,我想,现在也不可能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坚持很重要,时间很重要。记得去年底的时候,我曾经说,我们沿着我们决定走的路,坚持走上一两年,会看到一个好的效果,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效果。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是坚持原有路线,第二也最重要的是深耕,逐步把每个栏目、每篇文章做出精品,逐步让每个人达到越来越高的标准。


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需要害怕的是重复劳动,是吃老本。在我看来,我们确实没有老本可吃。事实上,现在也没有哪一位同仁在做重复劳动。所谓重复劳动,是说一个人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他每次都在做同等水平的工作,没有获得提高的空间,但我们的事实是,这几期的操作中,绝大部分文章都被要求改写、补充采访,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我划的标准,我们交上来的绝大部分文章都不合格,或没有做到他本可以做到的更好。记者之于普通报道是如此,高级记者之于封面故事也是如此。


我们大家不是说没有提高的空间,高级编辑之于编辑部主任,高级记者之于主笔,记者之于高级记者,空间是足够的,这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也清晰可见。一个大编辑具备的能力,一个大记者与一个好记者的区别,一个入行的记者如何成为业内和这本杂志的好记者,我在各种场合都有阐述,下面关键是依靠大家的自己奋斗。我所能做的,一是确定标准,促使大家看到差距;二是帮助大家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并给出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方法建议。


我不奢望我周五就SARS封面引发的那些阐述能够马上改变什么,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听懂我想说什么。这不要紧,我之前一直没有给大家灌输这种方法论和观念,靳丽萍说,它太虚,不仅职业记者不需要,我们更不需要,我们最需要的是记者的新闻技术。我非常认同她说的大半句话,现在,我们的新闻采访、行动能力已经有所提高,但还远没有成为我们的自觉习惯,很多记者取得材料、消化材料和组织材料的能力也不足,专业性更是我们的弱项。在这个时候,给大家讲太多的“悖论”、“后现代”、“多向度”,容易本末倒置——真正理解我说的东西,不仅需要思想的积淀,更需要操作复杂选题的积累。不过,我今后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再多说几遍,只是希望大家能看到门墙在哪儿,而面对一个事件,如何寻找角度,如何写出有史诗感的文章,确实需要大家慢慢掌握把它放置于一个座标系里看待的研究方法。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们中没有哪一位已经在自己原来的方向上做到头了,需要改变了,需要自己反动自己了。不是的,只是做到熟练地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那最多是不错的记者,一个优秀的记者,且不说一个大记者,要有洞察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能力,这是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具备的对自己不满足,希望变化,是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浅尝辄止或中道逾越并不是好主意。天下的好女人好男人很多,真正属于你的往往并不多。


另外,我作为这本杂志的主编,深知的一点是,它必须是丰富的,它的丰富性依赖于每个人关心的行业、范畴,也依赖于每个人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方式。我的职责是帮助你们这些厨师们做出拿手的菜肴,然后好好搭配一桌菜。我觉得大家有理由相信,我知道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菜,在不同的时期,把什么作为主菜,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的比大家都多,都深入。


最后,我想再说说我们与《财经》杂志的区分,我想这可能是大家心里一直存有的一个疑问吧。我先说差异。首先,财经是一本主要针对学者和官员的新闻杂志,它的目的——包括调查性报道——主要是为了提供政策建议;我们是主要针对工商界人士的新闻杂志,我们的目的——包括调查性报道——主要是解读经济和商业事件包含的意义,趋势和新的观念。其次,财经在内容上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和资本市场居多(后者是它的回旋余地),公司报道很少;我们在内容上商业事件和公司报道居多(后者是我们的回旋余地),国计民生的大事少一些。第三,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区别是,财经的最终指向是制度,旧的制度(或没制度)有什么不合理,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我们的最终指向不是制度,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制度,都是某种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我觉得我们的最终指向,应该是探讨为什么旧的制度是存在的(它的现实合理性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新的制度来替代旧的制度(新制度的合理性和旧制度的不合理性又是什么),新的制度是否足以替代旧制度的合理一面,既然都有合理性和不合理性,那么在现实中,我们究竟如何选择是次优而不是次劣的,不同的选择代表着什么样的观念改变。


举个简单的例子,孙志刚事件中,如果是《财经》做,他们肯定一是谴责收容制度的丑恶,然后提出新的制度建议。而我希望看到的是,那么坏的制度为什么实施了这么久,如果取消了这一制度,会造成怎样的社会问题,大量无业游民呆在城市里,但又被边缘化,一个疑问是,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安全到底哪一个重要,放置在我们正处于的第5次犯罪高峰这个大背景下,你是希望我们的制度更好地打击实实在在的犯罪,还是维护绝大部分时间与个人无关的个人迁徙自由?这两个功能有时候是二选一的。这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不同的选择,其实代表了不同人对法和制度的不同观念,有时候,这种观念占上峰,有时候,那种观念又被更多人认同。我们目前当然不会做这么社会性的话题,但这种对待法和制度的不同认识,其实对商业人士同样重要,因为它会体现在更多的制度建设中。而这种指向,同样可以放在我们看待上海政府管理的“新权威主义”上,可以放在我们看待美式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和日本模式上,可以放置在我们对汽车工业的巴西化和韩日化道路的判断上,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指向是不同的制度所代表的观念上,以及对不同制度的取舍所代表的观念变化上。即所谓新闻中的新观念。


我们的大部分文章还不可能达到我所说的这种观念指向。那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一旦我们的大部分文章都有了这个意思,我们的特点就会非常突出,但现在我不着急。我只希望,大家做每一篇文章的时候,能多琢磨上面我用红色标注的那段话,往那个角度想一想。另外,文章做完之后,也能有意识地找我聊聊文章的不足,下一次如何做得更好。这一点我很遗憾,在我的印象中,交流只发生在做采访的时候,文章发稿后,只有***主动找过我两次,一次是写李志恒,一次是写中粮私有化。其他人从来没有在事后找过我讨论得失,即使改过好几遍的文章也没有,如果觉得文章发稿就完事了,这样的心态,当然会觉得自己在做重复劳动,也当然不可能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有真正大的提高。我的兄弟姐妹们,反思是进步真正唯一的办法啊。虽然我很忙,但我非常非常期待与大家的共同进步。


关于《财经》的话题还没有说完,在很多地方,我们确实和财经很相似,包括一些选题和文章操作,我认为这种相似非常重要,在目前比差异性更重要。只有一个原因,他们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杂志,他们最主流,他们关心的是一类新闻,而我们需要主流,需要影响力,需要从几十个某某企业家、某某财富中脱离出来。我们膘着财经的速度,已经把很多原来的同类杂志都甩了下去,我们还要继续跟第一学(其实就是跟第一竞争),我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成为经济类媒体里面的第二。这很好啊,人们不仅仅需要一个财经。如果我们能占据这个第二的位置,又能逐步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那么我们就成功了第一步。要知道,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之间的区别并不大,尤其是后两本杂志,之间的差别相当细微。


**说我们太财经了,如果说他说的这个财经指的是我们更多的报道都归结于制度问题,而不太看重报道中公司运营的层面,我承认是这样,因为我的判断和他不一样。其一,整个行业泛滥的不是财经报道,而是企业报道,虽然并没有象样的企业报道出现,而我们的很多“财经报道”离及格都还有相当距离,不仅我说的那些意义没有体现,连制度本身的意义都很浅,何来过剩?其二,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我估计至少10—20年,中国的转轨问题只会越来越凸现,越来越复杂,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判断,它也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企业能够按照一个成熟社会里运转,恐怕至少也要5年之后了。可能从长远看,时间会站在公司报道那一边,但最近几年,我不害怕它叛逃。


我绝不是轻视公司报道,我们要做一桌子菜,不可能都是东坡肘子和水煮鱼。我们非常需要一批好的公司报道,为此,我也将和雪松商讨进一步措施。只是,在我们坐稳第二位之前,“财经报道”仍将是我们的主菜。而且我希望,川菜厨子首先把水煮鱼做好,这是我们的招牌菜,而对一个厨子而言,练就这一手绝活,也会永远走遍天下,因为永远会有人爱吃水煮鱼。


今天写了这么多,也算答疑解惑,让大家知道我对杂志的总体思路,以利同心协力,里面可能有些话从语气上说的过于绝对,开放而没有框框,丰富而不排他,因人设事为主,因事设人为辅,是我的总体原则,望诸位明察。


原来我希望是每周写一封信,现在看来,每两周一封倒是没有问题,以后就这个节奏吧。也希望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诸位有什么建议,想法,可以给我,或者给编辑部所有的同仁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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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8     00:00
 

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一)   -[瞎读 ]

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一)

马英九


为了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从九月起,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左右外墙上挂上台湾抗日先贤的巨像,并将以连续更替的方式延续下去,他们是蒋渭水、李友邦、罗福星、莫那鲁道、林献堂、连雅堂、赖和、张我军、杨逵…等等前辈。

他们代表了日据时代台湾精神的开创者,为我们所景仰,由我们所继承。英挺的形象辉映著凯达格兰大道,犹如台湾历史的左右门神,保护著过去的血汗事迹免受扭曲和污□,也激发著我们在各种混乱的价值中坚持史实与正义,并且以无比的信心带领台湾航向正确的方向。回首百年,无论是沪尾的炮声、八卦山的搏斗、吧□的哭嚎、雾社的出草,都已进入我们的血液,形塑我们的历史人格。因此,在光复节的这一天,我们有必要重温典范,再造时代精神。


乙未战争的史诗

一八九四年的台湾,尽管刘铭传的近代化事业成绩斐然,但清朝统治者仍沉溺於深宫锁事,不知东邻的日本已成气候。甲午一战,海陆两军皆溃,朝廷手足失措。问题并非出在武器的性能,也无关官兵的斗志,而是在统治者的自大、愚昧和盲目。隔年下关春帆楼的谈判中,日本提出强割辽东与台湾,同时派出军舰占领澎湖,造成既定事实。割台议起,无论是京城和台湾都出现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京为官的台湾人联名疾呼不可,康有为更联合台湾举人紧急上书皇帝,他在那篇著名的声明中严正指出:「何以为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也。民心也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

康有为的警告未为朝廷昏庸之辈所识,16年後预言成真,曾经威震一时的大清王朝瞬间土崩瓦解,可见人心向背决定天下大势,割台即亡国之说乃真知灼见。此後,当中国大陆走向救亡图存的艰辛道路的时候,台湾人民也步入漫长的抗争岁月。乙未战争,近卫师团大举南下,台湾与大陆的情况如出一辙;在上者一心只想保命,闻风而逃,在下者却修墙筑堡,揭竿抵抗。台北城轻易陷落加深了日军对台湾人的轻蔑之心,然而当他们向南推进时,也见识到真正的台湾人。从桃竹苗的客家村庄,到八卦山和彰化的激战,日军才发现低估了对手,需要停止脚步,全盘检讨作战计画,并且由日本大举增兵,最後再分三路围攻台南,由嘉义至台南的交战乡镇尽成焦土,台南最後城陷,不过日军也吃足了苦头。其伤亡远超过在辽东的战场。在这一仗中,苗栗铜锣湾的吴汤兴、头份的徐□、新竹北埔的姜绍祖、鹿港的许肇清、云林的简精华等抗日军领袖以及更多无名的英雄气壮山河,流芳千古。

台湾前辈领导国民革命

前人血洒家园,令作为子孙的我们感念不已,然而那只是漫长抗争历史的序幕。表面上,台湾被迫与大陆分离,实际上两者的生命之旅从未切割,两岸志士仁人始终相互支援,并肩作战。日本据台的第二年,兴中会即在台湾成立分会,台湾前辈不仅反抗日本统治,同时直接参与国民革命,因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目标上,台湾和大陆并不存在界线。从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前辈们英勇无惧的身影:林薇阁、杨心如、陈愁菊、罗福星、翁俊明、周斥牛、蒋渭水、赖和、杜聪明…等人。台湾的抗争已脱离「台湾民主国」的「永清」的旗号,而是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合为一体,台湾前辈不仅是国民革命的参与者,更是国民革命的第一代领导者,即使以民间宗教凝聚人心的台南人余清芳也是受了辛亥革命的鼓舞,在其19年的起义声明中说:「倭贼猖狂、造罪弥天、侵犯台疆,苦害生灵,刻剥膏脂…今我中国南陵、天生明圣之君,英贤之臣,文有经天济世之才、武有安邦定国之志。」余清芳继承的是朱一贵、林爽文等反清者的复明思想,类似的精神号召孙中山也曾在革命初期提出过,可见两者的精神脉络何其一致,等到中华民国走向稳定的发展之路,台湾前辈更是齐头并进。一九二七年蒋渭水等成立台湾民众党,刻意将党旗设计得与中华民国国旗十分相似,如此当民众党旗帜在全岛飘扬时,精神上彷佛日本殖民当局已经「莎哟娜啦」了。三年七个月後,老羞成怒的总督府下令查封了民众党,并宣布其理由为:「(民众党)最近的行动,如鸦片问题的谗诬,雾社事件的揭发、仿效青天白日旗制作党旗、对中华民国的追慕、渐渐露骨地表现出民族反抗的民族运动;而始政纪念日的反对,称赞中华民国急速整顿之甚於日本维新,所使用的不逊而骄傲的言论,益暴露出民族自决主义者的企图。」看完总督府严厉的批判文词,我们对於身为台湾人真感无比的骄傲。在精明的「总督大人」的眼中,台湾本土政治运动的本质,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建国运动。那些称中华民国为「外来政权」的人似乎并不熟悉这一段台湾历史,不了解台湾前辈本来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推动者和捍卫者。

反殖漫长的心灵战争

尽管如此,肉体的反抗易,心灵的自主难,後者需要好几代人的建设成绩始能达致。这里需要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殖民主义在一个时期里占有优势,有其必然的原因,殖民者不仅船坚炮利,也发展出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近代殖民主义覆盖过的区域同时也会出现崭新的城市容貌、进步的运输通信系统以及完善的教育制度;然而殖民主义最终仍被历史无情地唾弃与淘汰,其因何在?因为殖民建设外表的亮丽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和压制的基础上,殖民者告诉被殖民人民,只有心甘情愿地接受殖民统治,他们才能进入现代化之林,才能享有高人一等的生活。这是一场出卖灵魂的交易,如果後殖民者拥抱了这种思想,不但不会以被宰制为耻,甚至以扮演附庸为荣,回头过来瞧不起自己的同胞。此外,殖民主义也否定了被殖民人民以自己的双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所以殖民政策必然伴随著民族歧视政策,形之於外的就是肆无忌惮的资源剥夺,明目张胆的种族压迫以及残酷无情的血腥杀戮。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何当日本殖民当局带来种种近代化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以超乎想像的野蛮手段在台南县和中部原住民山乡大肆烧杀。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只要被殖民者未能以具体的建设证明自己的能力时,殖民者对自己所作所为,将永远振振有词,将永远不怕找不到怯懦的附和者。可以说,二战前後的历史就是人类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这是一代接著一代的长期奋斗。在亚洲,韩国的李承晚在海外延续「三、一革命」、菲律宾的荷西黎杀以诗歌唤醒民族灵魂、印度的甘地脱下了英国绅士的西装展开非暴力反抗,越南的胡志明拿起武器走入丛林,印尼的苏卡诺同时与英、荷军作战;马来西亚的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新加坡的李光耀则在列强夹击中脱颖而出。而我们的台湾,反殖民主义的首席战将无疑是手创文化协会和民众党的蒋渭水。尽管这些英雄豪杰抗争手段殊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绝不接受「没有殖民者就没有建设」的谎言;相反地;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都在精神教育和具体建设成绩上反击这种殖民者灌注的卑微的虚荣感。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学习韩国人的精神。客观上,他们持续了日本殖民建设的基础,并且努力追赶,今天仅以日本人口及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幅员在电子工业、体育、流行文化等领域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甚至部份超前。韩国年轻人说:「没有日本殖民,我们会建设地更好!」我们的年轻人有同样的自信和抱负吗?如果我们没有,凭什麽可以创造耀眼的建设成绩?因此,如何看待殖民历史实际上是被殖民者及其後代主观精神力量的自我检验,一旦失败,将永远沉沦至自卑、盲目、投机不定以及永远落後於人的悲哀。

「二、二八」不是台独运动

事实上,台湾光复以後,我们就是以这种认知来建设台湾,发展中华民国。一九四七年初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重大的悲剧,问题出在政府施政的失败,导致台湾和大陆失业严重,社会不平,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升高,最後演变成遍地烽火的革命。紧接著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世界陷入东西两阵营热战和冷战的局面,战争爆发在朝鲜半岛、越南、柬埔寨等地,为了确保政治和军事的安全,台湾出现了「白色恐怖」时代,政府严厉镇压***地下组织、左翼人士以至於一般的异议人士。「二、二八事件」源於当局施政失败,「白色恐怖」则是错误地将国际局势延伸至国内,都是人权的严重污点。今天我们不但要以具体行动反省,也要教育下一代要永远记取教训。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无论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性质都不是台独运动,也不是「反抗外来政权」和「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中,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即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的热忱,我们很诚意的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而「二、二八」最後一役「乌牛栏战役」的领导人谢雪红一年多後在北京出席了中共的建政大典,这算是「族群冲突」吗?至於「白色恐怖」的许多幸存者今天更转化为左翼的社会主义组织,其反台独的鲜明立场更是无人可及,所谓「反抗外来政权」的说法更是对那一个时代抗争者的非常不公平的。

今天我们面对历史事实,必须勇敢地指出,台独思想真正起源於对土地改革的不满。为了避免台湾爆发共产革命,一九五○年起政府强力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将农民由几百年桎梏中解放出来,许多地主接受了这个苦涩的义务,但也有不少地主心怀不满,而他们正是日据殖民统治的最大受益者。台大政治系许介麟教授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早期台独的倡导者多是被分掉田地的地主。公平地说,拥有土地并非罪恶,许多地主也是辛苦数代才有日後的成果,一些知名地主也参与了抗日运动,我们对地主的损失感到歉意,但是,为了建立公义的社会,为了避免中国大陆地主被杀戮或扫地出门的悲剧在台湾重演,温和分田政策实际上是保护了地主,让台湾社会维持了最大程度的团结。事实证明,它创造了一个人人拥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希望年代,为了日後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扁总统经常以自己由三级贫户的儿子当上总统的故事勉励年轻人,其实这正是百年台湾历史的缩影。阿扁的祖先於清朝康熙年间由福建诏安来台,身份是贫农,阿扁之前已有六代,始终都是贫农,可见剥削的社会阶级结构会造成贫困的遗传。如果日据殖民建设是如同一些人形容的那麽美好,为何阿扁的祖父辈无法分享?为何始终是目无识丁、三餐不继的佃农?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建设重点即在农业,为了提供帝国粮食所需,在嘉南平原建立了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然而像阿扁的父祖辈那样的嘉南平原的贫农又得到了什麽?他们的悲怜处境可曾有丝毫改变?毫无疑问,阿扁这一代人的机会来自於光复後的土地改革,家庭的收入快速增加,阿扁也可以利用国民党系统的农会提供的奖学金在学业上努力上进,成就日後事业。问题是,今天阿扁总统能否提供今天台湾年轻一代他所曾享有的公平机会,还是把他们推回日据时代父祖辈的悲苦境遇?



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二)

机会平等与自立自强「机会平等」是国民党政府留给台湾最大的社会资产,在两岸风雨飘摇的时代,台湾经济稳定地发展,不是依赖少数的大型企业,而是让成千上万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年轻人,凭著认真打拚的精神,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望,成为专业人士、经理人以及中小型工商业者,他们共同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也分享了成长的甜美果实。我们的政策是务实进取的,光复初期,台湾的经济延续过去日据时代殖民地经济的结构,将农产品销往日本赚取外汇,这是过度时期的作法,不过短短十馀年间,我们就摆脱了这结构;日据时代,我们从来没有能力输往日本任何工业制品,民国七十年代,我们的轻工业产品不仅输出日本,更销往全世界;日据时代,殖民当局最多只让我们学习装配飞机的技术以支援日本帝国的战争,现在我们不仅能装配飞机,还能制造汽车、轮船、电脑,并在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世界排行榜上把日本挤下;日据时代,我们派出的嘉农棒球队在日本甲子园得到亚军,使日本棒坛引为奇耻大辱。光复後我们的三级棒球曾在二十年间轻易地击败日本的全国联队,以致日本球界也「习惯」了这样的结果;在震天价响的加油声中,年轻一代的台湾人的民族自豪感达到了颠峰,日据时代被殖民当局强加的自卑感的枷锁,终於被我们用具体的工作成果解放了。到了民国八十年代,我们以电子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终於直接与世界顶尖的科技力量挂勾,彻底摆脱对日本的依赖。

无庸置疑,蒋经国总统主政时期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我们在经济成长中发展出自己的技术能力,同时在「亚洲四小龙」中贫富差距最小。此外,我们的影、视、歌流行文化独步华人社会,欣欣向荣,当我们仰望青天白日国旗、高唱著国歌的时候,内心充满著毫不造做的荣誉与骄傲。这些傲人的成就同时也开拓了社会视野,启迪了民智,最後冲击了我们的政治参与和决策体系。


中华民国的民主实践

中华民国成立的目的就在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追求的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而真正的民主政治包含了政党轮替,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意味著,虽然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不过逻辑上,中华民国民主政治的成功必然体现在国民党在某一个时间点因和平选举而下野,又在另一个时间点因和平选举而重新执政。我们必须认清当前问题的性质,并且以成熟的态度来实践这个历史过程。民国八十年代末期,国民党面对严厉的挑战,半世纪的执政创造许多奇迹,也累积了不少问题,民众要的是不断的进步,而不是只对既有成绩发出赞叹。过去,社会大众由贫穷脱身即可满足,如今我们却面对了大批的分众,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生命记忆、不同的权力生态等等。我们的民主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关照到各个分众的利益,协调彼此纷争矛盾,在均势中建立最大的共识,以追求持续的进步。这绝非单一权力就能驾御的局面,而是需要细致的政治和社会工程,包括充分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独立性强的社会团体、决策体系的透明化以及政党本身的民主化,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制定各种法律和规定,不过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培养法治文化。

确立真实的台湾历史

民国八十九年,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下野了,失败的原因是长年的执政造成了腐化的弊端,党内机制未能跟上民主化的脚步,使得党对外部的应变能力减弱,未能满足人民的期待,终至在选举中失败。二○○四年国民党卷土重来,虽然在两颗子弹的效应下,国民党该赢未赢。不过,民进党得票数的增加,也显示了国民党虽然做了大幅的改革,但改革的广度与深度还可加强,我们还需要展现更大的魄力的意志。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国民党正迅速重整,确立我们的历史角色和任务,全力实现重新执政,以实践台湾的历史正义,建立正常成熟的民主社会。在此,我们要向执政者提出以下很基本的问题和挑战:

一、有些人要以「台湾正名」来推动「去中国化」,问题是,一六八四年清廷改「东宁」为「台湾」,设台湾府,大量引入闽粤移民,这是「台湾」作为岛屿名称的来源,也才有「台湾人」的称谓;换言之,无论就历史根源和文化意涵,「台湾」都是十足中国化的名称,如何以「台湾正名」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

二、每一个时代人民的奋斗过程都会产生一些领导人物,作为其意见和意志的代表,国民党已清楚地陈列出自己继承了哪些台湾前辈,并充分解释从过去到今天一贯的奋斗脉络。既然民进党宣称他们代表台湾人四百年的梦想,那麽也请民进党清楚说明台湾光复以前哪些前辈为他们所崇拜,以及他们言行如何传承到民进党当前的政治主张。「人民」不是空泛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又一个奋斗的具体事迹。民进党不能一方面称自己代表了四百年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说不出自己究竟继承哪些具体的人物。这种史观只是虚拟出来,或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幻觉,禁不起事实的考验。

三、「 吧□事件」是日据时代最大规模的抗暴事件,也是日本司法史上最大的丑闻(一次判决八百多个死刑,後在日本国内舆论压力下减少至一百多),这是台南县贫农阶级反抗殖民剥削壮烈的事迹,然而今天玉井的吧□纪念公园却残破不堪,淹没於荒烟蔓草之中,民进党对此表现出近乎冷酷的沉默,同理,在日本投降六十周年的今天,为何民进党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自由的台湾先人没有只字片语的感谢?这是什麽样的「本土意识」和「台湾主体性」?

回到郭雨新的胸怀视野

公平的说,民进党早期的奋斗对台湾的民主有重大的贡献,他们有著民主的理想,朴素的乡土感情,以及要求台湾自救自保的主张,使得民进党成为一股清新的改革力量;然而同时应该强调的是,民进党所尊崇的前辈如郭雨新、郭国基、余登发、黄信介等先生都不是台独主张者;遗憾的是,民进党并没有继承其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反而一步步走向否定真实的台湾历史,趋向虚无空想的错误。既然民进党能否定了真实的台湾历史,当然更可以假装中国大陆不存在,其结果就是民进党执政後向人民承诺的内政外交的美景样样落空,执政者又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支持者,结果权力的存在只为了权力本身,其性质迅速恶化堕落,展现於外的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贪渎、扩权、滥权、恐吓媒体等等。许多蔑视法律、罔顾程序的政治行为都美其名为「改革」,过去被民进党批判的腐败事物如今成了爱不释手的珍宝。甚至,在台湾贫穷人口急速增加的此时,民进党竟说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政党敢说的「永续执政」。近来出现了「新民进党运动」,站在全民的利益角度,我们乐观其成,不过我们怀疑这项运动是否能触及当前执政弊端的根源,及建立在虚构历史的权力无法应付台湾真实的生存挑战。我们相信,民进党终将回到郭雨新、余登发、黄信介等诸位前辈的胸怀视野,然而这主要不是依靠民进党本身的自省,而是依赖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政党轮替。

创造理性和法治的文明

民主政治权力相互制衡的设计,其哲学上的认识与实践即是,权力是无法自我约束的,因为权力的自我约束往往需要更大的权力,结果必然造成更严重的腐化,***就是显著的例子。权力的自省与自新只能在另一权力的制衡和替代之下完成。这正是国民党当前所肩负的重大使命,我们期待二○○八年重新执政,并非为了权力本身,而是实践台湾民主建设的必然过程,我们会以审慎谦逊的态度确保每一个作法符合我们的价值主张。首先,我们要肯定台湾的历史,确认台湾前辈领导国民革命,捍卫中华民国的史实,并在这个历史脉络中持续百年的民主奋斗。今天中国大陆和世界局势较之冷战时期已有重大的改变,我们的作法会跟著调整,但中心思想不会动摇。即使日据时代,两岸人民即已相互支援,因此,今天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从大陆赚取资源壮大台湾,也是理直气壮的,而我们也将主动提供大陆宝贵的民主发展经验,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进行的一切都是在展现民主经验的得与失,都在不断地总结、修正以及再总结。我们将尊重法律,理性问政,重视专业调查研究,凡事提证据讲道理,以争取民众的信赖,并迫使执政者遵循民主的行为准则。在理性和法治的文明中,台湾将重现活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取得内部的和谐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大陆人民更加认识和珍惜宝岛的一切。

在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的今天,我们感念先人无私的奉献,对台湾未来怀抱著无比的信心,相信就如百年来我们同舟共济,克服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台湾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作者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justfool  发表于  00:00 | 阅读全文 | 评论(0) | 引用Trackback(0) | 编辑 

     


 
2005-10-27     01:03
 

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一)   -[瞎读 ]

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一)

  马英九


为了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从九月起,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左右外墙上挂上台湾抗日先贤的巨像,并将以连续更替的方式延续下去,他们是蒋渭水、李友邦、罗福星、莫那鲁道、林献堂、连雅堂、赖和、张我军、杨逵…等等前辈。

他们代表了日据时代台湾精神的开创者,为我们所景仰,由我们所继承。英挺的形象辉映著凯达格兰大道,犹如台湾历史的左右门神,保护著过去的血汗事迹免受扭曲和污□,也激发著我们在各种混乱的价值中坚持史实与正义,并且以无比的信心带领台湾航向正确的方向。回首百年,无论是沪尾的炮声、八卦山的搏斗、吧□的哭嚎、雾社的出草,都已进入我们的血液,形塑我们的历史人格。因此,在光复节的这一天,我们有必要重温典范,再造时代精神。


乙未战争的史诗

一八九四年的台湾,尽管刘铭传的近代化事业成绩斐然,但清朝统治者仍沉溺於深宫锁事,不知东邻的日本已成气候。甲午一战,海陆两军皆溃,朝廷手足失措。问题并非出在武器的性能,也无关官兵的斗志,而是在统治者的自大、愚昧和盲目。隔年下关春帆楼的谈判中,日本提出强割辽东与台湾,同时派出军舰占领澎湖,造成既定事实。割台议起,无论是京城和台湾都出现激烈的反对声浪,在京为官的台湾人联名疾呼不可,康有为更联合台湾举人紧急上书皇帝,他在那篇著名的声明中严正指出:「何以为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弃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也。民心也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

康有为的警告未为朝廷昏庸之辈所识,16年後预言成真,曾经威震一时的大清王朝瞬间土崩瓦解,可见人心向背决定天下大势,割台即亡国之说乃真知灼见。此後,当中国大陆走向救亡图存的艰辛道路的时候,台湾人民也步入漫长的抗争岁月。乙未战争,近卫师团大举南下,台湾与大陆的情况如出一辙;在上者一心只想保命,闻风而逃,在下者却修墙筑堡,揭竿抵抗。台北城轻易陷落加深了日军对台湾人的轻蔑之心,然而当他们向南推进时,也见识到真正的台湾人。从桃竹苗的客家村庄,到八卦山和彰化的激战,日军才发现低估了对手,需要停止脚步,全盘检讨作战计画,并且由日本大举增兵,最後再分三路围攻台南,由嘉义至台南的交战乡镇尽成焦土,台南最後城陷,不过日军也吃足了苦头。其伤亡远超过在辽东的战场。在这一仗中,苗栗铜锣湾的吴汤兴、头份的徐□、新竹北埔的姜绍祖、鹿港的许肇清、云林的简精华等抗日军领袖以及更多无名的英雄气壮山河,流芳千古。

台湾前辈领导国民革命

前人血洒家园,令作为子孙的我们感念不已,然而那只是漫长抗争历史的序幕。表面上,台湾被迫与大陆分离,实际上两者的生命之旅从未切割,两岸志士仁人始终相互支援,并肩作战。日本据台的第二年,兴中会即在台湾成立分会,台湾前辈不仅反抗日本统治,同时直接参与国民革命,因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目标上,台湾和大陆并不存在界线。从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前辈们英勇无惧的身影:林薇阁、杨心如、陈愁菊、罗福星、翁俊明、周斥牛、蒋渭水、赖和、杜聪明…等人。台湾的抗争已脱离「台湾民主国」的「永清」的旗号,而是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合为一体,台湾前辈不仅是国民革命的参与者,更是国民革命的第一代领导者,即使以民间宗教凝聚人心的台南人余清芳也是受了辛亥革命的鼓舞,在其19年的起义声明中说:「倭贼猖狂、造罪弥天、侵犯台疆,苦害生灵,刻剥膏脂…今我中国南陵、天生明圣之君,英贤之臣,文有经天济世之才、武有安邦定国之志。」余清芳继承的是朱一贵、林爽文等反清者的复明思想,类似的精神号召孙中山也曾在革命初期提出过,可见两者的精神脉络何其一致,等到中华民国走向稳定的发展之路,台湾前辈更是齐头并进。一九二七年蒋渭水等成立台湾民众党,刻意将党旗设计得与中华民国国旗十分相似,如此当民众党旗帜在全岛飘扬时,精神上彷佛日本殖民当局已经「莎哟娜啦」了。三年七个月後,老羞成怒的总督府下令查封了民众党,并宣布其理由为:「(民众党)最近的行动,如鸦片问题的谗诬,雾社事件的揭发、仿效青天白日旗制作党旗、对中华民国的追慕、渐渐露骨地表现出民族反抗的民族运动;而始政纪念日的反对,称赞中华民国急速整顿之甚於日本维新,所使用的不逊而骄傲的言论,益暴露出民族自决主义者的企图。」看完总督府严厉的批判文词,我们对於身为台湾人真感无比的骄傲。在精明的「总督大人」的眼中,台湾本土政治运动的本质,正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国建国运动。那些称中华民国为「外来政权」的人似乎并不熟悉这一段台湾历史,不了解台湾前辈本来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推动者和捍卫者。

反殖漫长的心灵战争

尽管如此,肉体的反抗易,心灵的自主难,後者需要好几代人的建设成绩始能达致。这里需要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殖民主义在一个时期里占有优势,有其必然的原因,殖民者不仅船坚炮利,也发展出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近代殖民主义覆盖过的区域同时也会出现崭新的城市容貌、进步的运输通信系统以及完善的教育制度;然而殖民主义最终仍被历史无情地唾弃与淘汰,其因何在?因为殖民建设外表的亮丽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和压制的基础上,殖民者告诉被殖民人民,只有心甘情愿地接受殖民统治,他们才能进入现代化之林,才能享有高人一等的生活。这是一场出卖灵魂的交易,如果後殖民者拥抱了这种思想,不但不会以被宰制为耻,甚至以扮演附庸为荣,回头过来瞧不起自己的同胞。此外,殖民主义也否定了被殖民人民以自己的双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可能,所以殖民政策必然伴随著民族歧视政策,形之於外的就是肆无忌惮的资源剥夺,明目张胆的种族压迫以及残酷无情的血腥杀戮。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何当日本殖民当局带来种种近代化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以超乎想像的野蛮手段在台南县和中部原住民山乡大肆烧杀。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只要被殖民者未能以具体的建设证明自己的能力时,殖民者对自己所作所为,将永远振振有词,将永远不怕找不到怯懦的附和者。可以说,二战前後的历史就是人类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这是一代接著一代的长期奋斗。在亚洲,韩国的李承晚在海外延续「三、一革命」、菲律宾的荷西黎杀以诗歌唤醒民族灵魂、印度的甘地脱下了英国绅士的西装展开非暴力反抗,越南的胡志明拿起武器走入丛林,印尼的苏卡诺同时与英、荷军作战;马来西亚的东姑阿都拉曼在伦敦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新加坡的李光耀则在列强夹击中脱颖而出。而我们的台湾,反殖民主义的首席战将无疑是手创文化协会和民众党的蒋渭水。尽管这些英雄豪杰抗争手段殊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绝不接受「没有殖民者就没有建设」的谎言;相反地;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都在精神教育和具体建设成绩上反击这种殖民者灌注的卑微的虚荣感。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学习韩国人的精神。客观上,他们持续了日本殖民建设的基础,并且努力追赶,今天仅以日本人口及土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幅员在电子工业、体育、流行文化等领域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甚至部份超前。韩国年轻人说:「没有日本殖民,我们会建设地更好!」我们的年轻人有同样的自信和抱负吗?如果我们没有,凭什麽可以创造耀眼的建设成绩?因此,如何看待殖民历史实际上是被殖民者及其後代主观精神力量的自我检验,一旦失败,将永远沉沦至自卑、盲目、投机不定以及永远落後於人的悲哀。

「二、二八」不是台独运动

事实上,台湾光复以後,我们就是以这种认知来建设台湾,发展中华民国。一九四七年初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是重大的悲剧,问题出在政府施政的失败,导致台湾和大陆失业严重,社会不平,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升高,最後演变成遍地烽火的革命。紧接著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世界陷入东西两阵营热战和冷战的局面,战争爆发在朝鲜半岛、越南、柬埔寨等地,为了确保政治和军事的安全,台湾出现了「白色恐怖」时代,政府严厉镇压***地下组织、左翼人士以至於一般的异议人士。「二、二八事件」源於当局施政失败,「白色恐怖」则是错误地将国际局势延伸至国内,都是人权的严重污点。今天我们不但要以具体行动反省,也要教育下一代要永远记取教训。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无论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性质都不是台独运动,也不是「反抗外来政权」和「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中,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即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的热忱,我们很诚意的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而「二、二八」最後一役「乌牛栏战役」的领导人谢雪红一年多後在北京出席了中共的建政大典,这算是「族群冲突」吗?至於「白色恐怖」的许多幸存者今天更转化为左翼的社会主义组织,其反台独的鲜明立场更是无人可及,所谓「反抗外来政权」的说法更是对那一个时代抗争者的非常不公平的。

今天我们面对历史事实,必须勇敢地指出,台独思想真正起源於对土地改革的不满。为了避免台湾爆发共产革命,一九五○年起政府强力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将农民由几百年桎梏中解放出来,许多地主接受了这个苦涩的义务,但也有不少地主心怀不满,而他们正是日据殖民统治的最大受益者。台大政治系许介麟教授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早期台独的倡导者多是被分掉田地的地主。公平地说,拥有土地并非罪恶,许多地主也是辛苦数代才有日後的成果,一些知名地主也参与了抗日运动,我们对地主的损失感到歉意,但是,为了建立公义的社会,为了避免中国大陆地主被杀戮或扫地出门的悲剧在台湾重演,温和分田政策实际上是保护了地主,让台湾社会维持了最大程度的团结。事实证明,它创造了一个人人拥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希望年代,为了日後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扁总统经常以自己由三级贫户的儿子当上总统的故事勉励年轻人,其实这正是百年台湾历史的缩影。阿扁的祖先於清朝康熙年间由福建诏安来台,身份是贫农,阿扁之前已有六代,始终都是贫农,可见剥削的社会阶级结构会造成贫困的遗传。如果日据殖民建设是如同一些人形容的那麽美好,为何阿扁的祖父辈无法分享?为何始终是目无识丁、三餐不继的佃农?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建设重点即在农业,为了提供帝国粮食所需,在嘉南平原建立了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统,然而像阿扁的父祖辈那样的嘉南平原的贫农又得到了什麽?他们的悲怜处境可曾有丝毫改变?毫无疑问,阿扁这一代人的机会来自於光复後的土地改革,家庭的收入快速增加,阿扁也可以利用国民党系统的农会提供的奖学金在学业上努力上进,成就日後事业。问题是,今天阿扁总统能否提供今天台湾年轻一代他所曾享有的公平机会,还是把他们推回日据时代父祖辈的悲苦境遇?


 
  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二)

机会平等与自立自强「机会平等」是国民党政府留给台湾最大的社会资产,在两岸风雨飘摇的时代,台湾经济稳定地发展,不是依赖少数的大型企业,而是让成千上万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年轻人,凭著认真打拚的精神,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望,成为专业人士、经理人以及中小型工商业者,他们共同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也分享了成长的甜美果实。我们的政策是务实进取的,光复初期,台湾的经济延续过去日据时代殖民地经济的结构,将农产品销往日本赚取外汇,这是过度时期的作法,不过短短十馀年间,我们就摆脱了这结构;日据时代,我们从来没有能力输往日本任何工业制品,民国七十年代,我们的轻工业产品不仅输出日本,更销往全世界;日据时代,殖民当局最多只让我们学习装配飞机的技术以支援日本帝国的战争,现在我们不仅能装配飞机,还能制造汽车、轮船、电脑,并在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世界排行榜上把日本挤下;日据时代,我们派出的嘉农棒球队在日本甲子园得到亚军,使日本棒坛引为奇耻大辱。光复後我们的三级棒球曾在二十年间轻易地击败日本的全国联队,以致日本球界也「习惯」了这样的结果;在震天价响的加油声中,年轻一代的台湾人的民族自豪感达到了颠峰,日据时代被殖民当局强加的自卑感的枷锁,终於被我们用具体的工作成果解放了。到了民国八十年代,我们以电子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终於直接与世界顶尖的科技力量挂勾,彻底摆脱对日本的依赖。

无庸置疑,蒋经国总统主政时期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我们在经济成长中发展出自己的技术能力,同时在「亚洲四小龙」中贫富差距最小。此外,我们的影、视、歌流行文化独步华人社会,欣欣向荣,当我们仰望青天白日国旗、高唱著国歌的时候,内心充满著毫不造做的荣誉与骄傲。这些傲人的成就同时也开拓了社会视野,启迪了民智,最後冲击了我们的政治参与和决策体系。


中华民国的民主实践

中华民国成立的目的就在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府。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追求的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而真正的民主政治包含了政党轮替,不可能有永远的执政党。这意味著,虽然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不过逻辑上,中华民国民主政治的成功必然体现在国民党在某一个时间点因和平选举而下野,又在另一个时间点因和平选举而重新执政。我们必须认清当前问题的性质,并且以成熟的态度来实践这个历史过程。民国八十年代末期,国民党面对严厉的挑战,半世纪的执政创造许多奇迹,也累积了不少问题,民众要的是不断的进步,而不是只对既有成绩发出赞叹。过去,社会大众由贫穷脱身即可满足,如今我们却面对了大批的分众,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生命记忆、不同的权力生态等等。我们的民主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关照到各个分众的利益,协调彼此纷争矛盾,在均势中建立最大的共识,以追求持续的进步。这绝非单一权力就能驾御的局面,而是需要细致的政治和社会工程,包括充分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独立性强的社会团体、决策体系的透明化以及政党本身的民主化,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制定各种法律和规定,不过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培养法治文化。

确立真实的台湾历史

民国八十九年,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下野了,失败的原因是长年的执政造成了腐化的弊端,党内机制未能跟上民主化的脚步,使得党对外部的应变能力减弱,未能满足人民的期待,终至在选举中失败。二○○四年国民党卷土重来,虽然在两颗子弹的效应下,国民党该赢未赢。不过,民进党得票数的增加,也显示了国民党虽然做了大幅的改革,但改革的广度与深度还可加强,我们还需要展现更大的魄力的意志。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国民党正迅速重整,确立我们的历史角色和任务,全力实现重新执政,以实践台湾的历史正义,建立正常成熟的民主社会。在此,我们要向执政者提出以下很基本的问题和挑战:

一、有些人要以「台湾正名」来推动「去中国化」,问题是,一六八四年清廷改「东宁」为「台湾」,设台湾府,大量引入